——记核物理学家、中国科协前党组书记高潮
题记：拍打心岸的潮声，是绿叶径脉里奔流不息的血液。绿叶给大地带来生机，它轻轻地来，报春不争春。百花盛开时，它毫无怨言地甘当配角，为花朵做陪衬；待到果实收获时，绿叶悄然离去。“化做春泥更护花”，便是绿叶对大地母亲的情怀。
他，就是高潮，中国核物理学家、核技术工程专家、科技管理专家，在钱学森的领导和指导下先后担任中国科协书记处书记、党组书记、常委、副主席等职务。与王淦昌、朱光亚、邓稼先等著名科学家共同长期战斗在中国核武器研制业的第一线，参与“核武器重大突破”项目的研究，并担任第一代核武器4个型号指挥调度总负责人、中子弹研制技术总负责人和指挥调度总负责人，国家试验场副总指挥长、绵阳科学城总设计师等职务，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特等奖。
(一)
那还是在启蒙阶段，高潮就表现出对知识的无限兴趣。
高潮出生于日伪统治时期的东北贫苦家庭，家离学校好几里路，母亲做的布鞋舍不得穿，出了门，他经常把鞋脱下来，用布一包，往腰上一系，就光着脚往学校跑。到了下雨天，软软的泥土路面上就会印出他一串串的脚印。
1948年1月，高潮15岁，参加革命，从延吉到蛟河县，等待着吉林的解放。然后，进入吉林市接收裕昌源粮食加工厂，后改为军粮总厂。那时，工厂每天遭到国民党的轰炸。“眼看着炸弹像酒瓶子一样掉了过来。有一次一枚炸弹落在加工厂内，轰的一声，身上全是土渣子。”但前线急迫，容不得人害怕，把生死置之度外，为解放军征集粮食。
1949年2月，因表现突出，高潮被介绍加入共产党。1949年3月，选调南下干部大队，他随军南下，参加过赣西南追击战，到达赣州，曾任赣西南区党委书记杨尚奎同志机要秘书等职。但他弃官从文，考上了工农速成中学，之后又以优秀成绩考取留苏学习，经北京外语学院学习俄语一年，去苏联学习保密专业。
1960年，因国内研究工作需要经组织批准，高潮提前毕业于苏联列宁格勒大学物理系原子核专业回国，参加核武器研制工作。高原恶劣的气候、艰苦的工作环境，高潮总是越跑越带劲儿。
1984年10月，核工业部为高潮颁发了“为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做出了贡献”的荣誉证书。1989年7月，高潮又荣获“核武器重大突破”项目、国家科技进步奖特等奖。
如今，高潮81岁了，他将一切归零，重新出发。为了国家贫困革命老区、边远少数民族贫困地区、地震灾区的孩子们实现求学梦和成才梦，高潮推掉很多轻松的大头衔职务，接受邀请加入到了天津景华公益基金会的爱心团队。7年多来，高潮和基金会的爱心团队一起援助了100多所中小学，救助了1000多个孤儿，帮助了10000多个贫困家庭的孩子，足迹遍布13个省、29个民族。
（二）
高潮祖籍山东高密，在吉林延边出生长大，父亲在火车站当搬运工，家庭十分贫困。念到小学四年级时，因租种的土地要用来修飞机场，没了土地，家里就没有了经济实力支撑他念书。
有一年多的时间，幼小的高潮被日本人抓去当童工烧壁炉，每天负责烧25个壁炉的火。一天，有一个日本人说丢了东西，怀疑是在那里做工的人偷了，一个年长些的做饭人对高潮说：“快跑吧！”
来不及想，高潮就同当时的一个小伙伴跑了。他跑到延吉市现在叫龙井马鞍山的地方，又给当地人做了半年长工。
1945年，抗日战争胜利了，高潮才敢回家，正好碰上家乡进行土改，他的家里重新分到了土地和房子，他也得以重新回到学校上学。
那年，高潮15岁，在学校里遇到了解放军演讲，他感受到了革命激情的召唤，满腔热血，决定参加解放军。
“1948年1月，我记得还比较冷，因家离学校远，所以我就住在学校里，跟在校的解放军处得挺好的，他们经常给我们讲革命形势与任务，以及战斗故事。” 高潮回忆说，当时，国民党占领了吉林和长春，吉林省委和吉林省政府搬到了延吉。解放军告诉他，吉林要解放了，需要人，干脆你就跟我们走吧。
那时，高潮还不懂什么国家大局，但他有着一颗感恩的心。共产党解放军帮助他们家分了地，又分了房。他就跟他们说好啊，我跟你们走。在这样的契机下，高潮早早地走出了校门，参加了革命。
吉林市解放的第二天，高潮进入吉林市接管军粮工厂，和另外几个人在军备总厂一起管粮食。那个粮厂很大，火车能直接开到厂里转运粮食。回忆起管粮食的那段生活，高潮觉得格外紧张的，几乎天天遇到飞机来袭。
抬头一看，炸弹就像啤酒瓶子一样飞了过来，轰的一声，一个个炸弹落地，灰土渣子也铺天盖地席卷而来，泥土味儿带着鲜血的味道扑面而来，很多同志被炸伤了，一片血肉模糊。
那时正是缺衣少粮的时候，要躲避飞机来袭。每晚，高潮都要押着25辆车的粮食往前线阵地送，卸完再赶紧往回跑，准备下一趟。
为了不辜负组织的信任，高潮和战士们每天往返运送粮食，经常路上一天只吃一顿干粮，有时赶上局势紧张，一顿饭也顾不上吃。
“不管接到什么任务，只要是接了这个任务，我就一定要去做好，没有任何私心杂念。”高潮说，一心干革命，一心完成任务，每次任务都完成得很好。
由于表现突出，高潮得到了组织的褒奖，不到18岁，他就被介绍参加共产党。这让他既惊又喜。“不是去年就是共产党员了么？”原来，和当时许多干革命的同志一样，高潮以为被介绍参军就是入了党。到此时，他才明白，“入党需要经受组织考验，原来这次才是真正地入党。”
1949年2月19日，成为高潮终生铭记的日子。
人的一生虽然漫长，但在关键时刻只要一步路走得不同，命运就会截然相反。高潮就遇到了这样的关口。
沈阳解放之后，解放军大举南下，高潮被选调干部南下大队，跟随部队到了江西南昌。赣南战役之后，高潮到赣西南区党委给书记当机要秘书等职。当时，江西有了工农速成学校。满怀求知的渴望，高潮选择了上学。他说：“我盼望了多年，一路革命下来，心里想的还是要上学。”
入学就要考试。当时一个叫胡义忠的数学老师，给高潮考数学。高潮光看题目，不写。老师问：“怎么不写呢？”高潮回答说：“结果我知道，但是式子，过程我不会写。”胡老师就让他说说结果，果然是对的。
高潮终于又上学了。热情的求知欲让他如饥似渴。从初中到高中6年的课程，他花了不到3年就学完了。不仅学业上成绩好，校园生活中的高潮也相当活跃。他参加了校篮球队，还被推荐做了学生会主席、团总支部书记、江西省学联常委生活副部长。毕业后，高潮被选入苏联列宁格勒大学在北京外语学院学习俄语，并成为外语学院25班班长。
走过解放初期那个年代的人，都不会忘记：在世界舞台上，没有“核牙齿”，就会比别人矮三分。我国的核武器研究初期，正值前苏联的赫鲁晓夫年代。高潮说：“他们答应要帮我们，曾经来过专家，也答应要给一点资料，给一个教学模型，但后来资料不给了，教学模型不来了，专家也撤走了。”
1959年6月，苏联单方面的撕毁双方签订的《国防新技术协定》。1960年7月又撤走在华的全部专家。这给国内正在进行的中国核武器研制造成了很大的困难和损失，也随之带来了很多新的问题。
在当时的形势下，有些苏联人断定：中国离开他们，20年也搞不出原子弹、已购置的设备将变成破铜烂铁。
在国内，也有人认为搞国防尖端技术，困难太多、太大，应该放慢速度。还有少数人认为花钱太多，会影响国民经济和其他部门的发展，主张停止搞导弹、原子弹等尖端武器。
还是毛主席英明，他多次强调：“原子弹就是那么大一个东西，没有那个东西，人家就说你不算数。”
党中央深刻分析了国内和国际形势，决定继续研制核武器。1956年3月，彭德怀在第二次军委扩大会议上更是强调指出：中国要搞核武器和导弹。
1956年夏出国前，高潮被告知他去苏联学习的是保密专业原子核物理专业，那时根本不知道学习回国后能干什么。
高潮在苏联列宁格勒大学的学习生活特别紧张。虽在国内学了一年俄语，但到那边之后才发现，自己讲的别人听不懂，别人讲的自己也听不懂。
他说：“连个俄语字母都不认识，也听不懂人家讲课，课堂上记笔记一句话第一个字母能记下来，第二个字根本跟不上，像鸭子听雷一样。”迫于语言交流的障碍和热切求知的渴望，高潮到苏联的前期，天天晚上开夜车学习语言。他说，那时候一天睡不到5个小时。一边赶笔记，一边学语言，听不懂课，是相当费劲的。
勤奋总会有收获。3个月后，高潮的俄语水平突飞猛进，语言关过了，课程也跟上了。
当时高潮所在的列宁格勒大学物理系经常考试，一个学期下来，不合格的就淘汰。淘汰制度很严苛：主科两门不及格，或者一门主科不及格，其它再有两科不及格的话，就被淘汰。但是，学校不会告诉你具体情况，只会最后在公布栏里面公布淘汰名单。所以，学生只能知道自己是否被淘汰掉，其他的成绩信息一概不知。高潮所学的专业既有前人完整严密的理论体系，又有等待解决难题的道道关口。因此，学生压力非常大。
高潮说：“我们学物理的人，包括苏联学生，到最后毕业大概基本淘汰百分之五十。我们送去的人当中，中间回来的也不少，大概将近有三分之一吧。”
回想起当时的学习生活，高潮用“心无杂念”四字来形容。
“那时，也没感觉到压力，心里就想着为了建设新中国，为了祖国强大，必须得学好，不像我们现在想得多，想多了反而是压力。”
在高度紧张和发奋学习的状态下，一年下来，高潮因劳累过度患上了肺结核，随后被安排去修养院修养。那是个环境比较优美的休养院，窗外的松树高高耸立，但高潮无心欣赏风景，无心感受异域风情，依然潜心学习。
疗养了才一个月的时间，高潮就回到了学校。开学已一个月，学期结束前一个月，他跟数学老师说要考试。老师说课程还未讲完，但高潮说课程已经自学完，坚决要考试。
结果，抽到的两道题都答得很好。老师在班上讲：“高潮是个数学天才！”在高潮自己看来，天分却并不是关键。他经常跟他们年轻人讲，学习啊，没有什么别的窍门，就是得要勤奋。那个时候像数学啊，物理啊，量子力学啊，就是学得好。靠死记硬背的学习还真是不行。考完试就都忘了。”
四年的时间里，高潮除听课之外，大部分时间都在图书馆。他说，在苏联，跟图书馆是打交道最多的地方，图书馆管理员都知道你要什么书，都会给你准备好，学习完再给他放回去。这不仅是因为他学习勤奋，还与苏联的学习制度有关。跟国内不一样，苏联的学校特别提倡自学。到了高年级，老师上的课很少，基本上就是列个单子，然后就考你。他考试不像国内，都出一样的题目。老师从他列的这个单子里面抽题，你抽到哪个答哪个，随机的，答完了之后，他再提点问题，你再给他答上就行了。
就这样，年轻的高潮在异国他乡奋斗着。由于成绩优秀，他被选为物理系留学生党支部书记、列宁格勒城市留学生党总支委员。
1960年10月，教育部给高潮颁发了一个特殊的毕业证，上面写着“因国内发展需要，准予提前毕业。”
（三）
回国时，在西苑专家招待所（现北京友谊宾馆）参加一段时间的学习，高潮接到通知去花园路3号报到，但通知上并没说是什么单位。到了花园路3号，高潮一看，这个院里边有警卫站岗，外边还有一个锅炉房的大烟囱。这到底是什么地方？
高潮回忆说：“那时候也叫我们填志愿。我当然填的是北大和清华教书。但是没叫我去，说是去另外一个单位，是什么单位没告诉我。”
后来，高潮才知道，那是新中国的第一个核武器研究所。改革开放以后，北京快速发展，三环边上早已车水马龙。但在那时，花园路一带还是郊区的一片农田，属于比较偏僻的一个地方。
报完到后，第一个接待高潮谈话的是朱光亚。高潮这才得知，组织上决定让他参加国防尖端技术的研究工作。作为解放战争的参加者，高潮和许多革命同志一样，内心有一个朦胧而又坚定的梦想：社会主义中国要在世界上有地位，不能没有核武器。而现在，没有想到中央竟让自己参与研制核武器，实现中华民族的强国梦。
朱亚光说，等一下有人来接高潮，这个人就是邓稼先。高潮也在这时才知道自己要去的单位是核武器研究所，为了保密，对外称“九所”，后来改称核武器研究院，对外依然称“九院”。高潮被分配在邓稼先直接管辖的理论设计部中子物理组。
“中国一定要做出来！立核盾报国志，铸中华民族魂！”高潮内心坚定的信念就是一定要干好！他说，精神和信仰是可以穿透时空的力量，而这种穿透力，在那一代知识分子身上，就是对祖国母亲无限热爱的情结。
1960年至1962年，国民经济出现了暂时的困难。那时，建设物资供应困难。人们正常的生活供应处于难以保障的时期，高潮的工作就这样在艰苦环境中展开了。邓稼先带领着团队把爆轰力学、中子输运、核反应等一系列关键概念搞得扎扎实实，不放过任何一个细小的点。
经过大量细致的计算和深入的讨论，终于摸清了原子弹内爆过程的物理规律，为理论设计奠定了基础。这就是研制原子弹初期广为称道的“九次运算”。1960年年底，团队把中国第一颗原子弹原理的轮廓勾勒了出来。
到九院不到两个月，高潮的体重就急剧下降了20多斤。1米75的个子，体重只有100斤多一点，后来全身又开始浮肿。因疲累过度，高潮还犯上了肝炎肝肿大。组织上考虑到他的身体状况，把他转为技术管理干部。但高潮仍然加班加点和同志们一起工作，1964年10月16日，中国成功地爆炸了第一颗中国原子弹，成果出来了。
随后，赶上了文化大革命。干部体系受到了极大冲击。院领导李觉找到高潮，让他担任人事处长。高潮说：“我是学原子核物理的，自己又认为学得比较好，还是想跟技术打交道。”于是，1969年，高潮被任命为科研生产处副处长。担任这个职务以后，高潮就去了青海研究基地，也就是现在的青海原子城，过去叫金银滩。
秋季，是金银滩最美的黄金季节。齐腰高的牧草，吐露着高原牧场独有的芬芳和清香。经过老一辈科学家的艰苦劳动，代之而起的是他们自己也没有见过的“蘑菇云”，从这里腾空而起。如今，这朵“蘑菇云”早已散去，金银滩草原也已揭开神秘的面纱，敞开怀抱，拥抱八方来客。
但是当年，各种矛盾、困难和问题搅在一起，加之自然灾害带来的苦难，让高潮和科学工作者们在这里经受了严峻的考验。工作是艰苦的，生活也是艰苦的。除全国性的共同问题和共同困难，青海、甘肃和新疆作为边疆少数民族地区，还有地方性的特殊问题和特殊困难。在大跃进形势的推动下，在“跑步进入共产主义”口号的激励下，青海和甘肃的广大藏族地区实行民主改革，提出“一步登天”、“直接过渡”的方针。这种不切实际的主观主义的想法和做法，产生了严重后果，使本来就十分脆弱的高原生态环境遭到了严重破坏。
完全对外封闭的青海研究基地，平均海拔高达3200多米。每年10月就开始下雪，一直下到次年5月。高寒缺氧，无霜期很短，没有铁路和公路相通。重重苦难和各种矛盾让前几年响应党和国家号召，到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的支边青年和建筑工程队工人，很大一部分都跑回了内地。人手一少，必要的设备和器材供应都跟不上。
青海研究基地是苏联专家选的，他们一直扬言要炸掉。处于哪个时期和苏联的关系及国际形势，当时的困难可想而知。于是，研究基地从1971年开始往四川大三线搬。
“这是我们自己建的大三线。”高潮说，那时他一边负责科研生产，一边组织搬迁，直到1973年，才整个都搬到了四川绵阳基地。当时，院部在梓潼县，其他的研究部门中，离梓潼县最近的所也有50公里，最远的所100多公里。
伟大的事业，需要远大的目标；崇高的事业，需要高尚的情操。有一年，基地断水120多天，吃水用水都用消防车拉。院部把水从地下抽上来，再经自己的自来水厂过滤。但条件和技术有限，过滤得不是很好，赶上发大水的时候，水基本上都是浑的。
“那些年，心都是提在嗓子眼儿的。”高潮回忆道。因为二所建在地震带，那时气象一变化，就担心二所是不是会被那个地震给毁了。
1972年至1985年，高潮都往返在新疆、青海和四川。尤其是每年都得在新疆呆一段时间。他说，青海是生产基地，四川是研究基地、新疆是实验基地，做核试验的时候都必须到新疆去。
新疆的马兰实验基地是一个大沙漠。沙漠没有路。从大河沿要走将近500公里的路才能到。每次走出来的路都不一样。那里没有人烟，没有水。当地的水不能喝，连洗澡洗脸都不行，洗完之后一干，整个脸上和身上都有白霜，也就是盐碱，盐卤。所以，工作人员得从四五百公里外把水拉进去。吃的大部分都是罐头，给野战军准备的那种罐头。实验基地也不具备住的基本条件。试验早期，大家只能住帐篷。到那儿之后，大家先把帐篷支起来。试验完了之后就把帐篷拆走。
更难熬的是冬天，因为冷，又是风，又是雪，零下十几二十度，环境极其恶劣，不少同志都冻病了。但赶上做实验，高潮在这里一熬就是一个多月，甚至两个多月。高潮多次担任基地试验组的组长，每次进放射性强的加工车间和实验室，一进去就要工作至少6个小时。那6个小时里，因为穿着工作服，工作时放射性较强，所以不能吃，也不能喝。
高潮常对人说，完成“两弹一星”辉煌业绩的是一个英雄的群体，依靠的是党的坚强领导、集体的智慧和无私的奉献精神，以及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。所有参加“两弹一星”工程的人，都为这个宏伟的事业，为亲爱的祖国富强、为中华民族的振兴，贡献了一份力量、一份热情、一份智慧，所有这一切汇聚在一起，形成了一股巨大的力量。他们就像组成灿烂星空的一个个星体。每颗星都在这里燃烧着，奉献着，把光和热献给那个崇高的目标，那个为祖国创造太阳的壮丽事业。
（四）
高潮最感到光荣自豪的，就是获得科学技术进步特等奖。他曾是九院当时最年轻的处长，也是后来最年轻的副院长，是中子弹四个型号的调度总指挥、技术总负责人、指挥调度总负责人。“现在几乎不可能让一个人担任四个型号的总调度、总负责人。”
1985年，高潮调到了中国科协，担任科协常委副主席、书记处书记。如果说研制核武器是第一件事，那第二件事就是为科学家服务。
“如果邓稼先是红花，我觉着我高老头就是个绿叶。他总是把困难踩在脚下，把报国之心看得特别的重，民族感、民族情节特别重。”高潮先生的爱人这么评价他，“高潮有一个口号，就是这个事好干你们就干去，这个事困难我就上。”
苏联制造第一颗原子弹时，拥有一批世界最优秀的科学家，其中包括希特勒俘虏和招聘的德国科学家。美国在研制第一颗原子弹时，在格曼夫斯手下，也聚集了伯恩斯坦、奥本海默这样一批世界第一流的科学家。他们当中每一个人的名字都与20世纪科学发展的重大事件相联系，都代表着尖端科学，尤其是近代物理学的一个辉煌业绩，都具有里程碑的意义。
中国没有能与伯恩斯坦、奥本海默齐名的科学家，但中国有自己的科学家，正是依靠这些人的聪明才智和无私奉献，创造了辉煌的业绩。高潮觉得能和这些杰出的科学家并肩作战、同甘共苦，能直接为他们服务，为他们展示才华、报效祖国提供一个平台，是一件无限光荣与自豪的事情。
2004年，高潮从岗位上离休。
“播撒爱心种子，点亮希望之光”。和其他的爱心团队不一样，高潮参与的关心不仅仅是送一些必备的物资，他更关心孩子的未来，乃至一个地区的发展。高潮和基金会的爱心团队每到一处，都会与学校校长、教师亲切交谈，细心倾听了解学校建设、教师队伍、师生生活等学校急需帮助解决的困难和问题。
2014年5月22日，在天津市景华公益基金会的支持下，广西区、崇左市老科协分别在江州区太平小学、大新县民族希望中学举行隆重捐赠仪式，年迈的高潮不辞艰辛，千里迢迢参加了这一活动。这一行动有什么意义？受赠孤儿们这么描述：“高爷爷像一颗启明星，给边疆孤儿学子带来了希望曙光；像一把火炬，照亮了贫困孤儿学子人生前进方向；像一滴滴甘甜泉水，滋润了每个久渴学子心房；像一朵朵艳丽山花，在革命老区红土地上盛开綻放。”
事迹和公众知名度并不对等。在科学界如雷贯耳，在公众中默默无闻。这种情况发生在很多知识分子身上。高潮却总说：“我只是一个普通的科学工作者，没有什么神奇和惊人的地方。”
邓稼先有一句话：“奋斗的人生是辉煌而壮丽的。”高潮一生不事张扬，甘当绿叶，默默耕耘，为了中华民族得解放，为了新中国核科学事业，为了祖国儿童未来，鞠躬尽瘁，操劳一生，无私奉献。广大科技工作者和国防战线的干部职工，以及被他救助和关心的孩子们将永远铭记他所做的卓越贡献。
这就是一个真实的高潮，一片奔跑着的绿叶，始终把对祖国母亲的挚爱埋在心底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