1915年3月3日，汪孟邹在日记中写道：晚饭后到仲甫宅，适子寿亦在此谈说一切。子寿拟将《青年》杂志改名为《新青年》，来商于仲，仲与予均赞同也。
由于与其他杂志重名，《青年杂志》改为《新青年》，这被动的修改反而让新名称与其倡导的反封建主张更为契合。陈独秀更是在改刊后的《新青年》第一期上发表《新青年》一文，号召青年做“新青年”。
陈独秀旧居位于北京市东城区箭杆胡同20号，几乎所有参观者都会留下这样一份纪念品——新青年。
1917年初，陈独秀接受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邀请，成为北大文科学长，《新青年》杂志编辑部也从上海迁到这里。
正是在这里，大批北大资深学人加盟《新青年》，让反封建文化的理念引起社会各界的关注，使新文化运动向纵深发展，从而成为一场规模空前的思想解放运动和民主启蒙运动。
此时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的学生毛泽东，已经成为《新青年》的热心读者。他说：“我特别爱好胡适、陈独秀的文章。他们代替了梁启超和康有为，一时成了我的模范。”
武昌中华大学的恽代英等人也给《新青年》致信：我们素来的生活，是在混沌的里面，自从看了《新青年》渐渐的醒悟过来，真是像在黑暗的地方见了曙光一样。
《新青年》创刊时每期只发行1000份，到1917年提出以白话文代替文言文后，猛增到16000多份，中国各地广大青年踊跃投稿，毛泽东和恽代英的文章都曾在《新青年》上发表。同时《新青年》最具创意的“通信”专栏也越来越“热闹”，更多的读者参与到新旧思想与文学革命的讨论之中。
追求民主、反对复辟，追求思想自由，系统清理中国文化、反思国民性，正是这几方面的追求把当时具有新思想的知识分子团结到“新青年”的旗帜之下，将封建枷锁“箭”“箭”射穿（箭杆胡同），给当时沉闷的中国社会带来盎然生机。
1918年的11月或许已经飘落了雪花，但在中山公园的来今雨轩里，每个人的心中都被李大钊的演说点燃起一团火。29岁的李大钊以敏锐的眼光，认识到一年前发生涅瓦河畔的俄国革命所具有的划时代影响。
这篇著名的演讲《庶民的胜利》以及另外一篇文章《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》均刊登于《新青年》五卷五号，这也是中国最早的马列主义文献。此后《新青年》成为宣传共产主义的刊物之一。
来源：共青团中央